管清友：中共边区时期的一场“货币战争”
中共边区时期的一场“货币战争”
文／ 管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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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年前，边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与国民党进行了一场真刀真枪的货币战争，这场战争有力的支持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军事斗争。所以，我们今天谈论货币战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时，到历史中寻找答案就尤为必要。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和纲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丰富的经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皖南事变后，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政府进行货币制度改革，在对边区的财政金融做出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的货币金融政策，这些货币政策不仅指导了边区当时的金融业建设，而且对今天我国货币金融领域的众多问题的解决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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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此后，国民党政府停发了给边区的军饷，海内外援助也不准汇入，对边区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共产党，边区财政经济遭受空前困难。为打破国民党的全面封锁，解决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决定进行货币制度改革，推行新的金融政策，于1941年1月30日，颁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规定从即日起边区境内停止法币行使，凡藏有法币的须向边区银行总分行或光华商店总分店兑换边区票币行使，禁止私带法币出境。这一布告的发布是边区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的开始。2月18日，边区政府颁布《关于发行边币的布告》，授权边区银行发行一元、五元、十元钞票三种，即为陕甘宁边币。3月18日，边币正式投放市场。1944年5月23日，为打击法币，整理金融，活跃市面，西北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作出《关于发行商业流通券的决议》，由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之后，边币与流通券两币并行。边币是我党与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金融政策上全面斗争的产物，边币的发行使边区摆脱了国民党对其经济命脉的控制，标志着边区经济进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标志着边区银行由财政支付机关转变为政府银行，是完善边区金融工作的新开端。
当时，边币的发行相当快且不稳定。因此，边币发行后，虽然使边区财政困难有了一定的缓解，但很快出现了边区物价上涨，边币跌价的情况。据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记载，1941年3月至6月，边币每月发行数分别为3095410元，2760500元，2780000元，2373600元，月平均递增率为31.9%；7月至12月，发行数分别为1076625元，1413900元，2438600元，2688015元，1051725元，3344975元，月平均递增率不超过10%；1942年1月至6月，发行数分别为4962600元，3548285元，2555950元，460000元，510000元，100000元，月平均递增率不过8.8%；7月至12月，发行数分别为100万元，920万元，250万元，157万元，195万元，255万元，月平均递增率为18%。边区内对边币的发行问题产生了分歧，有些人认为，要度过财政困难适应革命需要，应尽可能的发行边币，主张用政治力量推行边币，压低物价和边法币的比率；而另一些人认为，边币发行超过了饱和点，不能继续发行。
面对这种情况，1941年3月14日刚刚被边区政府任命边区银行行长的朱理治同志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对物价上涨和边币跌价原因有了清晰的分析，并提出了许多建议，成为边区时期执行各项货币政策的指导思想，为边区金融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朱理治同志从全局出发提出，在发行边币时，一面要照顾到革命的需要，一面又要照顾到物价与汇价。总结朱理治同志对边区货币发行问题的分析和建议，可以发现，当时边区物价上涨边币跌价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内部来看，边币发行数量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是物价上涨边币贬值的主要原因。
第一，边币数量和商品数量的矛盾。即边区内商品数量少，边区发行的边币数量相对多了。这也是边币跌价的根本原因。这主要源于边区经济生产力的落后和财政消费力的相对增大。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地方，加之经历多年内战对经济的摧残破坏，使生产力更加落后（朱理治：《朱理治金融论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版，第68页）。虽然党中央执行了“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经济政策，使边区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也只能达到半自给状态，财力物力上大多依靠外界的“接济”，同时，边区的财政消费也很大。因此，皖南事变后，面队国民党的全面封锁，边区的经济生产力与财政消费力的矛盾日益尖锐。边区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不得不大量发行边币，而边区的生产力并没有相应的提高，生产的商品量少，从而出现了过多的货币追求过少的商品。然而，市场上可以容纳多少货币是由货币流通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纸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纸币是否稳定，就要看它所代表的价值是否稳定。每单位纸币所代表的价值量完全取决于纸币的数量。当纸币的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时，由于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它不能自发调节，不能自发退出流通领域，因而只能通过物价上涨来吸收。而边区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商品数量少，另一方面货币量不断增加，其结果必然导致物价上涨，边币跌价。
第二，边区出入口贸易不平衡。由于生产力落后，经济上不能自给，边区大部分日常用品如布匹、棉花、纸张、西药、农具等都需要从边区以外输入，而边区能向外输出的，只有食盐和少量的土特产。据延安贸易局统计，1941年延安出入口相差达9678666元。入超的存在使边币不能流通于边区以外，同时边区对法币及外汇需求增多，使得边法币币值相差日益显著。
第三，边币的流通域小。即边币尚没有独占内部流通市场。朱理治强调，边币推广范围的大小决定着边币价格之高下，边币流通范围大，边币值钱，从而可多发；流通范围缩小，边币就跌价，从而不能大量发行（朱理治：《朱理治金融论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版，第109页）。虽然边区政府已发布公告禁止法币流通，但是，由于对边币的宣传力度不够，加之许多地区并没有严格执行法令，使得边币没有在边区得到全面流通和使用。另外，由于边区经济对外界有很大的联系与依赖，法币的用途比边币更大，进出口商人和部分边区人民对法币有一定的需求，而政府无法满足，他们就进行黑市交易，扰乱了边币币值的稳定。
其次，从外部来看，法币贬值和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恶化了边区的金融和经济环境。
第一，战争形势的发展，敌人的掠夺与破坏造成法币跌价，白区物价上涨，使边区也受到影响。皖南事变前，边区是以法币作为本位币的，事变后，边区政府虽然禁止法币流通，但边区的物价仍是以法币为标准。而且，边区许多地方与友区相连，经济上不能完全独立，二者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物资交流，因此，边币与法币必然发生联系，物价涨落情况受其影响也是自然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愈加严重，不断通过发行法币来弥补赤字，以致发展为恶性通货膨胀，加之日寇、汉奸的掠夺破坏和操纵，以及国民党政府同室操戈的财政政策，都大大影响了法币的信用，造成法币贬值，白区物价上涨，边区的物价也随之上涨。
第二，顽固派分子对边区的封锁与破坏。皖南事变后，顽固派对边区的破坏更加剧烈，一方面，他们利用边币发行初期，金融不稳定，向边区倾销法币，抢购边区物资，另一方面，加紧封锁，不许边区物资运入，企图在经济上困死共产党。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边区物价的稳定产生冲击。
对边区物价上涨，边币跌价的原因分析清楚后，只要“对症下药”，就能“药到病除”。而内部原因是导致边币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是根本原因，只要解决这一问题，外部问题也就随之解决。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在总方针的指导下，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多方面缓解了边区面临的困境。
首先，发展生产，开源节流。毛泽东曾精辟地阐明：“财政有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增加边区商品的流通量及减少边币的流通量，是稳定边区物价及提高边币价值的根本方法，这就要发展边区生产，减少财政上不必要的消费。在落实上，边区银行大量向工农业和运输业放款，尤其注重农贷的发放，以刺激边区生产的发展，增加边区生产品，同时，积极吸收存款，发起储蓄运动，健全金库制度。政府实行精兵简政，开展节约运动，以减少财政消费。
其次，加强“外汇”管理，促进出入口平衡。物价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出入口平衡，因此，必须加强贸易管理，改变边区的入超局面。边区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促进进口物品的生产，如棉花、布匹；另一方面限制非必需品的进口，如纸烟、洋布。同时，为打击黑市，方便边法币兑换，边区设立了货币交换所，实行挂牌政策，调节边法币的供求，从而促进了外汇价格的稳定及边币流通范围的扩大。
最后，努力扩大边币的流通域。边币发行后，之所以没能独占市场，既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因此，边区政府提出应双管齐下，经济上，发展生产，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治上，政府积极宣传推广边币，号召人民支持拥护边币，并积极健全和完善政府金融法令和政策，带头严格贯彻执行。
根据1941年上半年边币的发行情况，边区在边币的发行和推行中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边币。7月至12月延安的月物价上涨率下降为14%。随着边币发行数量的增加，物价虽然在继续上升，但上升的幅度趋于平稳，边币下跌的幅度也有所减小，这些都是边区在稳定物价方面取得的成效。
1942年，边区在货币发行和推行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货币政策的运用可以说进入了较为成熟的阶段，所执行的各项政策都相继取得成效。据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记载，7月至12月，延安的月物价上涨率仅为5.3%，上涨的幅度降低，而且9月和12月还出现了负增长。边币与法币的比价也出现了稳步回升，由7月的325：100，上升到12月的209：100。这说明边区银行采取了适度的货币政策，实现了平抑物价和稳定金融的目标。
边区金融和物价的暂时稳定，使人们在发行上出现了过于乐观的态度，放松了警惕。同时，随着朱理治同志受到“只想紧缩不想发行”式的批评并离开边区银行行长岗位，以及边区财政、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边区党政对银行的行政干预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边币的发行迅速增加，1943年下半年月平均增长率高达30.7%，延安全年物价上涨了19.5倍。严重的通货膨胀使边区的物价、金融出现了混乱的局面，边区政府被迫于1944年5月进行彻底的币制改革。
今天看来，陕甘宁边区之所以能够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货币战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除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正确领导和行动之外，关键是对货币金融理论和客观经济规律的把握。重新审视中共边区时期的这场“货币战争”，对今天我国货币金融领域的诸多问题有很好的启示：
其一，货币发行要充分考虑市场供求和稳定物价问题；
其二，货币流通要充分考虑外币和汇率的影响；
其三，经济健康发展是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
朱理治同志作为我党金融工作的先驱者，其主要思想后来集中体现在《朱理治金融论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之中。这本书在今天看来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著名学者张宇燕先生这样评价到：
重温写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朱理治金融论稿》，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尽管规模和复杂性有所不同，今天人们谈论的美元霸权、欧元创立与欧元区扩展、金融自由化、货币战争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昔日边区政府尤其是银行行长都遇到过、讨论过并漂亮地处理过了。如果说今天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来自货币金融领域，那么数十年前根据地共产党人那一段勇于实践、积累经验、利用规律、科学总结的精彩历史，或许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东西。这其中特别包括那些诸如铸币税理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流通域”理论和通货膨胀理论。——张宇燕：“实践与真知——读《朱理治金融论稿》”，载《文景》，2007年第10期。
本文写于2008年。